作者自述

我原籍福建福州，1910年12月在湖北省孝感县出生，这正是辛亥革命前夕的年代。父亲是一个旧知识分子，在铁路局工作了几十年，不善钻营，一生抑郁不得志，因而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要子女刻苦学习，力求上进。他经常在夜晚讲些“头悬梁”、“锥刺骨”的故事，以资激励。这种艰苦奋斗的情景，在我的头脑里深深扎了根，对我以后的学习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九岁时我随家移居河北省周口店，进了家私挚，读“四书五经”和《古文观止》等书，在线装书里滚打了五年。五年的封建教育对我的影响是很深刻的。私挚教师异常严厉，他要求不满十岁的儿童苦读诗书，一本一本地背诵，数年如一日。当然，封建糟粕是不可取的，教学方法是不科学的，但那种治学上的严格要求，却使我养成勤奋好学的习惯。在短短几年时间里，我在古典文学方面打下一点基础，完全是靠塾师的辛勤教导与熏陶。时隔六十年，我还经常怀念那位启蒙教师。

当时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一场巨大的变 革，时代推着我前进，所以我的学习也有点曲折。十四岁时我在河南信阳转人中学读书。在“科学救国论”的影响下，我对数理化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我不仅从数理化中学到了科学知识，而且学会了研究方法，这便是严谨的科学态度和严密的逻辑思维。1929 年，我从北京汇文中学考取清华大学，它是全国著名的最高学府之一，设备比较齐全，学术空气非常浓厚，要算是国内一块理想的读书园地了。我因中学跳班关系，数理基础比较薄弱，因此决定读政治系。诸葛亮在未出茅庐之前，就对当时纷乱的时势十分关心，一直思考着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这对我有很大的启发。当时，从国际方面讲，在帝国主义的强权政治下，弱肉强食，不同国籍的人被迫互相残杀，真是人间悲剧。从国内来讲，军阀混战，生灵涂炭，那种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凄惨景象，我是亲眼自赌的，而且我自已也一再饱尝战争的折磨与痛苦。世界扰攘不安，国家多灾多难。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要把政治垃圾从自已的“象牙之塔”里清除出去，要改变人类的命运，必须研究政治，若政治不上轨道，一切都无从谈起。但要建立健全的政治制度，就需要有科学的政治学知识。因此我对政治学发生了兴趣，急于寻找一些答案，即什么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可以使各国和平相处，避免战争；什么是一国政权组织的最好形式，可以使人民安居乐业，共享繁荣。从此我就致力于政治学的研究工作。在四年当中，我读了十几门政治课程，如政治思想史、比较宪法、国际关系、国际公法等等。同时也选修了一些经济课程，因为政治和经济是不可分割的。教授的讲课是认真负责的，我的确学到不少知识，这对于了解资本主义国家是有帮助的，至于如何改造世界，当时还是不清楚。我决心抱着首创精神，自已进行探索，埋头在图书馆里，博览群书，弹精竭思地追求真理。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军国主义对我国进行赤裸裸地侵略，激起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公愤，纷纷著文抨击，给予我国以有力的支持。我和几个同学广泛搜集各国报刊资料，编写了《国际舆论与东北问题》一篇长文，在关津《大公报》陆续发表，借以鼓舞斗志。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国际联盟的失败，使我认识到国际政治的严重性。世界是这么复杂，要建立一种合理的政治秩序，谈何容易？即使能够找一两个改革方案，也不过是纸上谈兵。书生之见，往往是不切实际的，柏拉图的《理想国》、康有为的《大同书》，就是活生生的例子。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那幼稚的梦境就越发变得阴沉，但是我并不气馁。世界上不合理的现象太多了，它们不断地来刺激我，使我更加勤奋学习，想从理论上掌握这个混乱的世界，并在这方面做点有价值的工作。我经常在想，每个人在世界上都只作短暂的逗留，目的何在？要追究一个人生存的意义和目的，可以有种种不同的答案。不过我总觉得，只有献身于社会、才能真正理解短暂生命的意义。因此，我想攀登科学高峰，为祖国为人类，做出一点责献，这种思想是一生中推动我不断前进的动力。

1933年，我从清华大学毕业后，进入研究院继续深造。 过了一年多，我因家庭负担关系，不得不中途辙学而走向社会。我走过很多地方，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看到的净是广大人民在贫苦生活中挣扎的景象，我完全陷于现实与理想的矛盾之中。经过几年的社会实践，阅历多了些，考虑问题也就比较现实了一些。青年人应当有远大的抱负，但不能抱有不切实际的想。衡量一下自已的能力，我需要多读书、多观察，于是我一边工作，一边研究，希望获得真知，逐步踏入科学的宫殿，为祖国富强，贡献智慧和才能。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略炮火中断了我的研究工作，我就投笔从戎，积极加人抗日救亡的行列。我从南京辗转入川，一路上看够了日军的凶狠残暴，也进一步看清了旧社会的腐朽与黑暗，我的心情是沉重的，但国共合作，团结御侮，使我受到很大的鼓舞，因为我认识到，只有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华民族才能得胜利。

这时候战火连绵，国民经济遭受严重的破环，真是民不聊 生。我深深感到，战后经济建设的任务是很艰巨的，要恢复和发展经济，首先要有适当的政策，而适当的政策必须以正确的理论为依据。我对理论研究是有兴趣的，一直想在学术方面为祖国效劳。但要想在学术界有所建树，有利于国计民生，则需要坚实的理论基础。我才疏学浅，还要博采百家之长，从各方面去吸取营养来丰富自已，融会贯通，建立一个知识体系，才能走上真正的科学道路。1944年，我获得去美国留学的机会，进了哈佛大学研究院继续我的学业。当时哈佛大学有不少资本主义世界第一流的经济学家，如同熊彼得、汉森、哈勃勒和后来获得诺贝尔奖金的里昂惕夫等人，我决计攻读经济学。我认为，学习不应该局限于一个狭窄的专业，基础雄厚，视野广阔、才会有高深的造就。于是我的研究工作就从上层建筑转到经济基础。不料，我一进校，在学寸上就遇到巨大的困难。首先，在经济学方面，国内同国外有很大的差距。在西方国家，凯恩斯理论已经占据了统治地位，对经济进行宏观分析，一般都是用图形与数学来说明问题，显得非常玄奥，而国内学术界还停留在马歇尔经济学的时代，完全脱节。其次，很多教授都是著名学者，忙于著书立说，不肯花工关备课，因而有时讲授往往信口开河、谈些个人的见解，没有系统。第三，这个学校特别看重自学，习惯于引导学生从事辛勤的劳动，当然，大学把培养独立思考和独立工作能力放在首位，是完全正确的。可是，遇有问题，无人辅导，这就增加了学习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更需要耐心，需要坚韧不拨的毅力，努力钻研。好在每门课程都有厚厚的一本参考书自，我就整天沉浸在图书馆里，根据参考书目所提供的线索，聚精会神地一本一本阅读。但书籍浩如烟海，即使争分夺秒，也不可能将所有参考书都从头读到尾。于是我对于一些名著就采取精读的办法，反复看，仔细琢磨，弄清来龙去脉。我很欣赏爱因斯坦的一句名言：“科学研究好像钻木板，有人喜欢钻薄的，而我喜欢钻厚的。”宋人黄山谷也说：“泛滥群书，不如精于一也。”对于一般参考书，我就采取泛读的办法，在广泛浏览中，常常会收到“有意裁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的效果。所以我体会到，“破万卷”与“攻一书”，是辩证的统一，二者不可偏废。

经过两年时间的发愤苦读，我总算掌握了资产阶级经济学 的基本观点。由于西方经济学界正经历着新旧交替的过程，我对新旧两派进行了比较的研究。对于所谓正统派经济学家，我感兴趣的是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如市场机制的作用、资源的适当配置等等，这些都是经济学应当研究的课题。我感到惊讶的是，他们并不了解现实世界。他们对个别行业、个别企业的经济活动进行微观分析，竟然得出资本主义经济自动趋向于均衡的结论，而且不仅是趋向于均衡，甚而达到最适度的均衡。他们把一种虚构的理想境界当做现实状态，理论和实际完全脱节。而从30年代以来，大量的失业、长期的萧条，他们都熟视无睹。结果，以马歇尔为代表的传统经济学经不住实践的检验，就宣告破产了。凯恩斯主义随之应运而生。我认为，凯恩斯比他的前辈要现实些，他承认危机和失业的存在，否认资本主义经济有保持充分就业均衡的自然趋势，于是他提出一套理论说明经济失调问题。他的信徒吹嘘这种理论是西方经济思想的一次“革命”。我也觉得很新鲜，不管怎样，这至少是一个别出心裁的理论体系，既然它在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不仅统治着经济学界，而且支配着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我们就需要研究它。由于当时我对马克思主义不很熟悉，还不能进行阶级分析，因此我对凯恩斯经济学只有两点粗浅的认识。第一，凱恩斯否定“萨伊定律“，论证资本主义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国家必须于预经济。相对传统资产阶级理论来说，这种规点是比较合乎垄断资本义经济现实的。当然，它决不是医治资本主义痼疾的灵丹妙药。第二，他的理论是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作为出发点的，并不适用于经济落后的国家，所以它解决不了中国的经济问题。我感到苦闷，因为我攻读经济学的动机，是探索经济救国的道路，而废寝忘食研究西方经济学说的结果，使我大失所望。最后我得出的结论是：关于中国经济问题，要从资产阶级经济学寻找答案，是不可能的。

1946年底，我获得硕士学位，毅然回国，应聘在暨南大学 任教，不久兼任经济系主任。我本来想，在学校担任教学工作，可以有充裕的时间从事学术研究。这样双管齐下，一方面翻译几本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代表作，并写一些评介的文章和书籍，使国内学术界了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最新发展。我认为，了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观点还是必需的，我们可以吸收其中有用的东西，如比较成本学说、倍数原理、供求弹性、投入一产出法、计量经济学等，在分析工具方面，也有不少可资借鉴之处，我们不能一概否定；另一方面，我想在评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基础上，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现实经济问题，对症下药，改变中国经济的落后面貌。而且我们还可以利用其他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经济管理经验，但不是照搬，要采取新的办法来解决，在创新中求发展。尽管我抱着一个热烈而单纯的愿望，可是事与愿违，当时国民党政府滥发纸币，形成恶性通货膨胀，物价一日数涨，我不得不为生活操劳，我的幻想破灭了。回忆中国学生在国外读书时，一般都是成绩优异，名列前茅，一旦回国，就逐渐落后，往往一事无成。在旧社会，知识分子受到种种摧残，实在令人痛心。我开始认识到，没有一个健全合理的政治制度和稳定的社会环境，科学文化是很难发展的。因此，直到解放后，我的理想才变成了现实。

解放后，暨南大学撤销，我先后在复旦大学、东吴大学和 震旦大学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才转入华东师范大学，主要讲授政治经济学。我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系统的、深入的研究后，自已的思想有了变化，过去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没有找到的答案，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找到了。我初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就着手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写了两本书，一本是《凯恩斯就业理论的批判》，另一本是《什么是凯恩斯主义》。后面一本书出过三版，1975年一位日本学者曾经将它译成日文。使我感到高兴的是，日本出版商在广告中说明，这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介绍凯恩斯主义的一本书。现在看来，这本书有一些片面的地方，但是基本分析还是正确的。我在《凯恩斯主义与战后美国经济》一节中指出，美国政府实行凯恩斯主义赤字花费的政策，加剧了通货膨胀的威胁，“人人都清楚，今天美国的通货膨胀已经达到非常严重的程度，而且还要继续发展下去，从缓慢的通货膨胀变成快马加鞭式的通货膨胀。”事实完全证明了我的论断。我体会到，研究经济问题，要有正确的观点，才能进行正确的分析，得出正确的结论。70年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陷入停滞一膨胀的困境，凯恩斯主义发生了危机，有人认为，它彻底破产了。在我看来，这句话未免言之过早。事实上，自1974年以后，美英等国政府一直是在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之间来回“走钢丝”、当通货膨胀严重时，它们就要采取货币主义政策：当经济衰退严重时，它们又会采取凯恩斯的“政府干预论”。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变革以前，凯恩斯主义还要起一定的作用。我们需要密切注意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动向。

我经常在考虑一个问题，即我们对国外经济学说的最新情 况处于隔绝状态，严重地碍了我国经济科学的发展。因此我想写一两本专著，评述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我们不能采取简单的方式来对待它们，而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做一番去伪存真的工作，这可以扩大我们自已的眼界，加深对我国现实经济情形的研究。但由于当时“左倾”思潮的干扰，学术界动荡不宁，写作比较困难，我只好着重翻译工作。我选译了英国经济学家米克所著《劳动价值学说的研究》，这是经过长期研究和艰苦探索写出来的一部专门著作，对我们了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之间的批判继承关系，更好地掌握马克思价值学说的深刻内容，加强对资产阶级各种庸俗价值理论的批判，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遗撼的是，这一类著作在国内却不多见。关于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我翻译了六本代表作：罗宾逊夫人的《现代经济学导论》、阿克利的《宏观经济理论》、狄拉德的《凯恩斯经济学》、勒讷的《统制经济学》、李特尔的《福利经济学评述》和菲歇尔的《利息理论》。这些书在资本主义各国是很流行的。列宁曾经指出：“个人产生了这种观点和这种不可宽恕地‘闭眼不看’现代‘思想动态’的态度，他距离马克思主义之远，就可想而知了。我正是为了我国经济学界了解西方思想动态而翻译这几本书的，因为作者大多数是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各主要流派的著名代表人物。

“文革”中我所有著译都被当做毒草进行批判。粉碎“四 人帮”后恢复工作，痛惜那些“文革”中散失始尽的文稿和资料，这使我的整个计划变成泡影。幸而严冬已过，枯木喜逢春，我又可以振作精神，从事著述了。现在，工作的重点已经转到“四化”建设上来，随着形势的发展，我决心加紧国际金融方面的研究工作。这是由于两方面的考虑：首先，国际金融与“四化”建设的关系更直接、更密切；其次，国际金融在我国还是一个空白，我们应当尽快填补这个空白。我写了几篇文章，主要有《当前国际货币制度问题》、《战后资本主义世界货币体系的危机》、《国际货币制度的最新发展》和《东西方货币关系》等。为了普及工作，我还与一些同行共同撰写了《国际金融基础知识》和《国际金融市场》两本书。近于年来，我还编与了《国际金融概论》等书。在百废俱兴的情形下，各方面的任务是相当多的。每当我遇到困难时，往往会联想起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名言。尽管我已年属耄耋，还要珍惜有限的生命，为四个现代化责献一切力量。

总之，我是一个平凡的人，过了平凡的一生。但是我有一 颗为祖国富强而奋斗终身的心。1981年11月华东师范大学三十周年校庆时，我写了一首诗来表达我的心愿：

巍峨学府缔造艰，满园桃李逾三干。

方欣旧识多梁栋，又见新材尽俊贤。

七旬弦诵心犹壮，四化成功志益坚。

奔腾万马长征路，愿与群英共着鞭。

1998年修改

主要著述自录

一、专著 凯恩斯就业理论的批判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57年 什么是凯恩斯主义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0年、1961年和1974年出过三版 国际金融基础知识（与人合写）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年

国际金融市场（主编） 华东师大出版社 1982年 国际金融论文集（主编） 华东师大出版社 1985年 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合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6年

当代西方经济思潮（合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7年 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主编） 中国金融出版社 1987年 利用外资的实务和政策（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年 国际金融概论 华东师大出版社 1988年 国际货币体系 华东师大出版社 1990年

人民市汇率研究 华东师天出版社 1992年 经纪人实务指南（合著） 同济大学出版社 1993年 国际经济学（主编） 华东师大出版社 1993年 迈向全球性经济的思索一一陈彪如论文自选集 华东师大出版社 1995年 国际金融市场（合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即将出版

二、 翻译 利息理论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9年 劳动价值学说的研究 商务印书馆 1962年 凯恩斯经济学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2年 统制经济学 商务印书馆 1965年 福利经济学评述 商务印书馆 1966年 宏观经济理论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年

现代经济学导论 商务印书馆 服务业的增长一一原因与影响 三联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