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一马克思对庸俗经济学批判的方法论意义

　 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是对资本主义实际经济过程的分析和对资产阶级经济学说批判的双重产物。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没有对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批判和吸收，也就不会有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德国工人运动的领袖罗莎·卢森堡说：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可说是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的儿子，它的出生是用母亲的生命换来的。”这种说法并不过分。

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具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基本上可以归结为两种：一种是古典经济学，一种是庸俗经济学。古典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来源和先驱，是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庸俗经济学，是从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庸俗因素中分离出来的“政治经济学的特殊表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庸俗经济学进行了无情的批判，特别是尖锐地指出了这种学说的辩护性质，表现了严肃的科学态度。马克思对庸俗经济学也不是一概而论，全盘否定，而是对每个时期，每种学说进行了具体分析和估价。这种批判的分析的方法，对于我们今天研究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庸俗经济学的辩护性质和“表象方法”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是资本主义制度由产生到上升发展时期的产物。在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已初步确立。但亚当·斯密在理论上和方法上都存在矛盾，正确和错误两种观点并存，其中的糟粕部分，不仅为早期的庸俗经济学家所承袭，而且被他们改制、加工、发挥，极力粉饰资本主义，抹杀资本主义矛盾，不去科学地认识经济本质，只是描述经济现象外表。李嘉图在很多方面发展了斯密的理论，成为英国古典学派的完成者。李嘉图去世后，他的门徒们极力把李嘉图学说庸俗化，从而使李嘉图学派走向解体。

究竟什么是“庸俗”？

马克思在批判马尔萨斯时指出：“一个人，如果他不要使科学适合于一个由它自身引出的立场（虽然这个立场也常常可以是错误的），却要使它适合于个由外部的与它无关的外在的利益引出的立场，我就把它称做庸俗的。”这就是说，所谓“庸俗”，含义就在于，它要使科学“适合于一个由外部的与它无关的外在利益引出的立场”，它不是忠实于科学，而是屈从于现实的阶级利益，不是服从于真理，而是为了实用的目的。就象中世纪的哲学是神学的婢女一样，政治经济学也成了资产阶级利益的仆从。

马克思曾经把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和庸俗经济学家马尔萨斯进行了比较。马克思认为，在李嘉图的经济学中，还有种无拘束、无顾忌的科学精神，“他希望为生产而生产”。从李嘉图的立场看来，生产力的发展无论是把土地所有权消灭，还是把劳动者牺性，都是无所谓的在他看来，如果生产的进步会使资本的价值降低，或如果生产的发展会使劳动者贫困，那都不算什么，因为生产力已经倍加了。这并不表明他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仇视无产阶级，相反，却表现了他“科学上的诚实。”“如果说李嘉图的观点整个说来符合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这只是因为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符合生产的利益，或者说，符合人类劳动生产率发展的利益，并且以此为限。凡是资产阶级同这种发展发生矛盾的场合，李嘉图就毫无顾忌地反对资产阶级。就象他在别的场合反对无产阶级和贵族一样。”从这段精彩的文字，可以看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何等清晰，他不是简单地从一种学说所维护的阶级利益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而是从对生产力的发展有利还是有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李嘉图的维护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反对无产阶级，正是遵循着“使科学适合于一个由它自身引出的立场”，而不是为了辩护的目的去适应一个由“外在利益引出的立场”，所以他并不是庸俗的。

反之，在马尔萨斯那里，“他不希望为生产而生产，他所希望的只是在维护或加强现有制度并且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那种限度内的生产。”当生产需要降低地主的地租，或损害教会的“什一税”的时候，这个牧师总不会为生产的利益而牺牲土地贵族的特殊利益，总是要尽可能牺生产的利益来满足阶级的党派的利益。“为这个目的，他把他的科学结论弄入邪路上去了。这就是他在科学上的庸俗性，他对科学所犯的罪过，且不说他的无耻的职业的剽窃手腕了。”对于马尔萨斯来说，为了辩护的目的可以随意践踏科学，可以毫无顾忌地把“科学引入邪路”。他不是个“科学的人”，而是一个“统治阶级的辩护士”和“无耻的献媚者”。

庸俗经济学的辩护性质，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对生产过程的生理进行研究。正如马克思的《资本论》揭示的那样，“庸俗经济学却只是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它为了对可以说是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为了适应资产阶级的日常需要，一再反复咀嚼科学的经济学提供的材料。...….”马克思把这种方法称做“庸俗学者的固陋浅薄在表象方法”。在政治经济学史上，庸俗经济学家贝利就是这种现象论者。贝利把商品进行交换的量的比例关系的表面形式，看成是商品的价值。以后，又有很多经济学家，如庞巴维克、马歇尔等，进而用价格论代替了价值论，更加掩盖了价值的实质。通过现象描述回避本质关系是庸俗经济学惯用的“表象方法”。

庸俗经济学的辩护性质和形而上学的“表象方法”是显而易见的，但它在某些方面是否还有可取之处呢？我们有必要就这个问题请教一下马克思。

马克思在批判马尔萨斯“把商品和资本这两个范畴混淆起来”的时候，顺便指出：“马尔萨斯的真正贡献在于，他强调了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不平等交换，而李嘉图实际上却没有阐明，按价值规律（按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时间）进行的商品交换中，如何产生出资本和活劳动之间、一定量的积累劳动和一定量的直接劳动之间的不平等交换，也就是说，实际上没有说明剩余价值的起源”。毫无疑问，马尔萨斯的整个学说是反动的，但马克思还是从中吸取了合理的因素，并指出在强调资本和劳动的不平等交换上胜过了李嘉图，这表明马克思理论批判的严谨，即使对庸俗经济学，也不是“一言以蔽之”，而是有批判有吸取，不是“横扫一切”，而是扬弃。

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可以说是臭名昭著的了。马克思痛斥了它的辩护目的：“那本小书所以会名噪一时，完全是由于党派利害关系。”正因为它适应了资产阶级特殊的需要，“英国的寡头政府，认为它是一副妙药。可以彻底清除一切要求人类发展进步的热望，而报之以欢呼。”尽管如此，马克思在批判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时，依然做了适当的肯定。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制度总是有人口过剩时曾对马尔萨斯的个别论点进行过肯定。他说：“甚至马尔萨斯也承认，过剩人口对于现代工业来说是必要的，虽然他按照自己的偏狭意见，把它解释成工人人口的绝对过剩，而不是工人人口的相对过剩。"马克思还称许过马尔萨斯反对劳动日：“当李嘉图......把工作日的不变量当作他们全部研究的基础时，马尔萨斯却强调工作日的延长，并且在自己小册子的其他地方也直截了当地谈到这一点。这对马尔萨斯来说是一种光荣。”

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也发表了类似的见解，他说：“人口总是威胁着就业手段，有多少人能够就业，就有多少人生出来，简言之，劳动力的产生迄今仍然由竞争的规律来调节，因而也同样要受周期性的危机和波动的影响，这是事实，确定这一事实是马尔萨斯的功绩。”②

我们在对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批判上。经常丢掉了它的可供借鉴的一面，这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方法的。马尔萨斯在马克思笔下无疑是个卑贼小人，甚至是一个“无赖”、“剽窃者”、“江湖牧师”，但马克思并不感情用事，不因人废言，而是对他的全部理论进行全面评价，为我们对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的批判，提供了一个实际的典范。

一八三〇年危机以后庸俗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的跋文中，马克思从时间上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行了划线。一八三〇年，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经济危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开始从对生产过程生理的研究，转入辩护的目的，马克思写道：科学的资产阶级的丧钟敲起来了。“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歪心恶意。”

在这里，马克思对危机以后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作了总的估价，多年来，这段话已经成了政治经济学史研究上的一个重要原则根据。但如果由此对危机以后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持全面否定态度，也未必符合马克思的原意。马克思的分析，只是一个概述性的结论，就是说，在资本主义进入危机时代，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时期已经完结了，总体上已转入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经济学。但是在这种总的趋向中，是否还有合理的因素，这并不是马克思在总体划分上必须说明的情形。马克思回答的只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大的历史分期问题，并不是对古典学派以后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做具体分析，如果对上面一段话做绝对化的理解，就只能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片面性。

这样说是不是有根据呢？除了上面已经提过的马尔萨斯以外，我们还可以再举几个经济学说史上的例子。

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理查·琼斯可以被看成是制度经济学的早期代表人物。一八三年和一八三三年，他分别发表了《论财富的分配和税收的源泉》和《政治经济学绪论》。按照时代划分，恰恰在一八三〇年危机年代过后，琼斯当然不属于古典学派而属于庸俗经济学派。但马克思却在《剩余价值理论》中给予琼斯以公正的评价。马克思写道：“同李嘉图相比，琼斯不论在历史地解释现象方面，还是在经济学的细节问题上，都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在这之后，对约翰·穆勒，马克思虽然指出了他的错误，但仍然把他和其他庸俗经济学家进行了区分。马克思指出：“为了避免误解，我要指出，象约翰·穆勒一流人物，固然要受责备，因为他们的经济学教条是和他们的近代倾向相矛盾的。但是，要是把他们和一味进行辩护的庸俗经济学坏蛋混为一谈，那也好象是很不公平的。”可见，即使对庸俗经济学本身，马克思也是进行了具体分析，区别对待的。

批判庸俗经济学，还必须应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过去在这一点上往往注意不够，流弊甚广。很多庸俗经济学家虽然为资产阶级辩护，这是他们的基本立场，但他们往往又其有反封建的特点。萨伊的“劳动、资本、士地”三要素说是错误的，但是他的“销售论”却包含着若干积极因素，他要求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开辟市场，反对“第三者”（地主、僧侣等非生产阶级），在这一点上，和马克思是一致的，马克思就曾尖锐地批判过马尔萨斯的所谓“第三者”理论。

对庸俗经济学的发展趋势，马克思有一个总的估价：“政治经济学越是接近完成，也就是说它越是走向深入和发展成为对立的体系，它自身的庸俗因素，由于用它按照自已的方法准备的材料把自己充实起来，就越是独立地和它相对立，直到最后在学术上的混合主义和无原则的折裹主义的编纂中找到了自己至上的表现。”②马克思还叙述了庸俗经济学的发展过程，证明了他们一代比一代堕落，同巴师夏比较起来，萨伊“还算是一个批评家”，“而巴师夏却是一个职业的调和论者和辩护论者”，但巴师夏还不代表庸俗经济学的最后阶段，马克思认为，“最后的形式是教授形式”，这种形式也就是“以明智的中庸态度到处搜集“最好的东西：如果得到的结果是矛盾，这对它来说并不重要，只有完备才是重要的。”①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到，庸俗经济学的演变过程加强了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是“越来越成为辩护论的经济学”二是越来越发展成了“教授形式”。

庸俗经济学当今发展的现实，完全证明了马克思论断的正确。当代的资产阶级经济理论，日益增加了“混合主义”、“无原则的折裹主义”和“歪曲良心”的辩护性质；与此同时，在学术上也更加穿上了堂皇的外衣，不仅是“教授形式”，他们的学说也日臻完善，成了教科书的形式。无论是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还是萨缪尔森的《经济学》，都扩展成了包罗甚广的学说体系。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为什么如此热衷于教科书的形式昵？萨缪尔森对此有一个自白：“每个人都知道，当一种思想写进书籍以后，不管它是多么不正确，它几乎会变为不朽的。”由此不难看出，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在不遗余力为资本主义辩护这一点上，已经随落到了何等地步。

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的特殊性质，要求我们不断批判资产阶级辩护经济学的阶级实质和伪善面目，这毫无疑义。但绝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就一无是处了。资产阶级学者在完成自已学说的过程中，必然利用最新的科学成果和技术成就，并借以确定他们的理论体系，尽管他们主观上出于辩护目的，但客观上对生产力的发展仍会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世间的事物是复杂的，不但要从一方面去看，还要从另一方面去看。既然资产阶级经济学还有一定积极作用，我们就不能统统拒之门外。列宁在谈到“泰罗制”的时候就说过，它一方面反映了资本家的残酷剥削，是“血汗工资制度”，另一方面又反映了科学技术进步的最新成就，对社会主义经济管理又有可供利用的地方。列宁在《非批判的批判》文中还对资产阶级文化的批判继承发表过这样的原则性意见：“静开眼睛来看资产阶级科学，注意它、利用它，批判地对待它，不放弃自已完整的确定的世界观”。这段话，也完全适用于对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分析和批判。对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决不能一“灭”了事、一批了事，或者“闭眼不看”，而是应批判吸收，注意利用，只要不放弃自己完整的世界观就没有任何害处。

马克思对痛浴经济学批判的方法论意义

我们从马克思对庸俗经学的分析批判，可以学到很多有益的东西，特别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

恩格斯曾说：“马克想对于他的先驱者只要他发现其中有任何现实进步的地方，任何正确的新思想，他总会作出善意的判断。”恩格斯在谈到洛贝尔图的地租学说时叙述马克思的这个思想的。洛贝尔图的“地租学说尽管是错误的，但是认真地看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善于从错误的东西中去挖掘正确的思想，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之处。这个原则，不仅适合于对传统的庸俗经济学的评价，也完全适合于对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评价。

现代庸俗经济学是传统庸俗经济学的一个历史的发展，它是和古典经济学相对立的意识形态，但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它们之间还有统一性。所以在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中，也包含着对古典学派科学思想的发展因素。现代经济计量学者自是“当代的魁奈”，未免言过其实，但也并非毫无道理。无论是克莱茵的“经济模型”，还是列昂蒂夫的“投入产出分析”，都和魁奈的《经济表》有一定的渊源关系。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利益）学说，坚持了劳动价值论，宣传了自由贸易的优越性，对发展国际贸易起了积极作用。但这并不是发展到了顶峰。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一一俄林的禀赋资源学说，就主张国际交换关系的比较利益，来自劳动成本和资源条件的差别。战后的国际贸易理论。又强调科学技术迅速进步的因素引起了各国比较利益的差别，我们从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理论追溯到李i嘉图就能更好地做到批判吸收。经济思想和任何文化一样，都有继承性，哲经济学虽然已经终结，但其中包含的科学思想，未停止发展，经济现实的层出不穷决定着经济意想的不断更新要求我们开拓新的认识领域。

当然，批判吸收并不等于统统照搬“拿来主义”。对于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辩护性质和“表象方法”，必须给予揭穿批判，但由于多年来极“左”思潮的泛滥，文化上的盲目排外，就连这种批判也是空洞和肤浅的。问题很简单，唯有了解，才能批判，连内容都没弄得十分清楚，只满足于一般介绍，又怎么能击中要害呢？只有批判彻底，才有可能吸收借鉴。我们如果掌握了马克思对马尔萨斯批判的那种无所畏惧的精神，就可以从当代庸俗经济学中吸取很多有益的东西，哪怕是一个恶徒的犯罪思想，我们也要敢去碰它碰。凯思斯生为垄断资本辩护和策划，疯狂反对马克思主义，敌视社会主义，无疑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坚决卫士，布尔什维主义的死敌”，但如果善于学习，也可以从中学到一些东西。凯恩斯在资本主义的失业和通货膨胀面前，敢于面对现实，，提出了国家干预的具体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资本主义的矛盾，对生产力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当然，凯恩斯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但在一定时间内确能起到一定作用。这就值得认真研究。对于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我们至少可以反其意而用之，使其适用于我们的目的。应该说，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是很薄弱的。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说：“现在，我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理查德·尼克松说：“我现在是一个凯恩斯主义者了。”他们的话；至少反映了一个事实，凯恩斯主义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上，对当代资本主义世界都有广泛、深刻的影响。如果凯恩斯完全是错误的，毫无用处，甚至不值一驳，这种情况就很难理解。这样说，并不表明我们和凯恩斯主义有了共同语言，恰恰相反，我们正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批判它，利用它，使它合乎我们的目的。在当代资产阶级经济理论中，无论是微观经济分析，还是宏观经济分析，都值得我们认真地予以研究。其他如人力资本理论，经济增长理论，创新理论，以及经济營理，经济数学，控制论等等，都需要我们放开眼界，广为吸收。我们应该看到，多年来由于我们忽视了对资产阶级的经济理论的研究，特别是忽视了技术经济方面的研究，所以我们尽管在原则上是正确的，但在方法上却是落后了。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发展了，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的。”用这段话来说明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在应用技术方法的一些发展情况，倒是贴切的。我们有了这个认识，当然就有一个对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批判吸收的问题。

掌握马克思对庸俗经济学的批判方法，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设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手里，也曾有过一度沦落。他们践踏了政治经济学独立存在的科学性，“不要使科学适合于一个由它自身引出的立场”；而要使它“适合于一个由外部的与它无关的外在利益引出的立场”，，为他们篡党夺权的政治服务，林彪和江青的大批“唯生产力论”、大肆宣扬“穷过渡论”、“法权中心论”；就是以帮派经济学为特征的“庸俗经济学”。在社会主义社会，如果失去了独文的科学的研究，而使经济学成为政治口号的附庸，甚至今天这样说，明天又那样说，需要时这样说，不需要时又是那样说，这实际上还没有跳出庸俗经济学的圈子，使政治经济学成了可以随机应变的政策解释学，我们过去在这上面吃过不少苦头，应该引以为戒，永远为戒。

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应该同时是批判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批判的一个积极成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不能自发产生，它也存在一个对现代庸俗经济学进行分析批判的问题。马克思的相对人口过剩理论，是在批判马尔萨斯的“人口规律”的基础上阐发的；马克思在批判西尼耳的“节欲说”时，大大推进了自已的剩余价值论，这样的例证在《资本论》中俯拾皆是。《资本论》是一部天才的著作，但又是汇总前人智慧的结晶。社会主义的微观经济理论和宏观经济理论是否可以在批判现代资产阶级的基础上建立并充实起来，回答应该是肯定的。我国原来资本主义不甚发达，认真研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学说，对我们很有必要。只有通过比较，才能做到鉴别。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特别是比较经济学成了东欧国家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我们要实行经济改革，也要向外国学习，在实践的基础上丰富社会主义的经济学说。假如循着这个路子走下去，将大大开阔我们的理论视野。这样做，恐怕更符合马克思的辩证的分析的方法。可以肯定地说，马克思对庸俗经济学的批判，不仅对正确理解和评价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而且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身的建设，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方法论的意义。